肇庆端砚业合作化的时代特征

李  玮

一

端砚行业在明清时期曾经繁盛一时，而到了清末民国，随着国运的衰败而式微。端砚的产地广东肇庆，端砚名坑大都荒废停采。外患内乱，连年战火，使不少端砚艺人沦落他乡，或转业务农，端砚制作业一落千丈。1940年，肇庆遭日机轰炸，相继沦陷，端州城内仅剩下陈玉斋、宝山斋、厚玉斋、蔡宝华等几间刻制和收购端砚兼营磨刀石、碑石的小店，惨淡经营。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贫民弱，解决吃饭问题，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是当务之急，走合作化道路便成为国策。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手工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在全国各地“运动”起来。1953年11月20日至12月17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连续20多天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讨论改造计划和设想。总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

在这一时间里，肇庆对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实行合作化。肇庆的四大手工业牙雕、檀香扇、红木家具和端砚业集中在一起，成立了“文教用品生产合作社”，端砚艺人归队固岗，收徒传艺，成为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大棋盘中的一颗棋子。1956年3月5日，毛主席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指出：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底以前，速度慢了一点，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以100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十人，手工业的总产值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低了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是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要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保护老艺人。国家应帮助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

毛主席除了对手工业合作化的进度、组织、规模、产值指标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保护传统手工艺和保护老艺人，二是手工业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

一千多年以来，端砚制作技艺以家庭传承为主要方式，历史上黄岗上七坊、下三坊是端砚核心产地。历代制砚艺人把技艺当作生存的依靠，尽可能的不向外传，传子传媳也不将技术传给女儿，用严格的宗法制度约束异族徒弟，限制授徒的数量，甚至让异姓徒弟改姓入族才传授技艺。传授技艺也不立文字，只是口传心授。遇有外人来访，制砚者立即停止工作，将砚台翻转过来，尽量不让外人看到雕工、样式。“一艺好傍身” ，要打破一千多年的家族式技艺传承，谈何容易。一些艺人徘徊观望，踯躅不前，一些艺人进了社又退了出来。

二

白石村的罗氏家族的罗沛佳、罗耀、罗星培、罗均培，程氏家族中的程泗等老艺人，带着祖辈留下来的制砚工具参加了文教用品生产合作社，成为时代变革的先行者，率先打破了一千多年的家族传承制度，公开向社会招收学徒。成为合作化潮流的排头浪和先行者。

罗氏家族的先祖，是宋代的罗怀奇、罗怀德兄弟。相传自南雄珠玑巷进入广东，罗怀德在惠州落籍，罗怀奇来到高要县砚洲（今属肇庆市鼎湖区），传至第18代罗廷才，于明朝末年迁出砚洲，落籍黄岗惠福坊，成为罗氏的黄岗始祖。第2代是罗鸣琦，第3代罗万举，第4代罗火山，第5代罗澄、罗树兄弟，第6代罗啟宗、罗耀宗兄弟，第7代罗理惠，第8代罗崑玉、罗崑珠兄弟。

崑玉、崑珠兄弟分房，开枝散叶，罗氏家族的雕砚技艺世代相传，名师辈出。远在明朝，罗发、罗澄谦二人就以雕镂山水著称于世。罗发又名罗虾发，东屯乡二图甲（今黄岗白石村）人，善以轻力浅刀雕镂山水；罗澄谦是罗发的侄儿，以刻山水、人物、龙凤、鸟雀、松竹、花卉见长。所刻制的名砚有《西厢记》中的“借厢”、“听琴”、“酬简”等，人物精美、毛发毕现，甚得用者、藏家的喜爱。有文人赋诗赞曰：“君不见端城澄谦刻砚石，毛发须眉皓如月”。到了清代，罗盛、罗松彪成为罗氏家族砚雕艺术的传承人。传至第14代就是罗鉴培、罗星培、罗均培、罗妹等人。

1958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动工兴建，在全国各地遴选能工巧匠参加工程建设。同年12月，罗沛佳、罗耀、罗星培、罗均培被选中，赴京参加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天安门前华表石柱等建筑的雕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到现场视察、慰问。1959年5月1日，罗氏兄弟参加国际劳动节大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同年8月，人民大会堂工程竣工。艺人们离开北京之前，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由人民大会堂工程负责人陪同，游览了十三陵水库，让他们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同心协力建设国家的高涨热情。

程泗的祖先原籍河南。宋宣宜义郎程昂，字中立，号卓轩，于靖康元年（1126年）因避金人之难，由河南辗转进入岭表，居于南雄珠玑巷。咸淳二年（1266年）其曾孙程思圣来到肇庆，定居端州城西之桂林塘心市（今睦岗镇），成为程氏在肇庆的始祖。其次子程珩，字惠显，生了7子，名奠山、奕山、定山、迪山、乐山、昆山、厚山。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因兵燹之灾，弃祖居流散各地。乐山、昆山迁居于肇庆北毓秀坊。后来，乐山的后裔士桂，于清康熙年间迁往黄岗应日坊，繁衍至今传14代。

程氏从事制砚的第11代，有程德才、程尹才、程焕林、程广林、程子林、程次林、程卓林、程沛林等；第12代有程顺带、程根带、程东带、程北带、程连带、程洪带等；第13代有程柱镜、程柱文（程文）、程柱明、程柱其、程柱培、程柱开、程坤洪、程坤棠（程八）、程坤明、程坤元、程坤成等。

程泗（1922—2007年）就是第12代的程北带，又名振宇，字伯符。他13岁开始跟随民间雕砚名家郭桥学艺雕砚，后来到广州谋生，期间学习象牙、红木、檀香扇等雕刻技艺，集各种雕刻技艺于一身。1958年从广州返回肇庆白石村，与罗星培、罗均培、罗耀等名师同时被聘请到肇庆市文教用品生产合作社当师傅。

罗氏兄弟何止万里挑一，荣幸地作为在全国遴选出来的能工巧匠，为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华表石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呈技献艺，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自宋元至民国，有哪一朝哪一代的“凿石佬 ”能够梦想得到？如程泗这样的制砚石匠，半世颠沛流离，用麻包袋载着几方端砚，穿州过府“走江湖”，卖了砚台换回粮米，养家糊口。“七七采石在陈坑，箕伯（风神）猖狂毁折棚。衣食住行不需谈，青女（霜雪神）依期又下凡。褴褛披身如讨丐，觅路相逢实羞颜。离乡别井求家计，劳碌奔波为两餐。”这些“凿石佬 ”的歌谣，述说了老端砚艺人的艰辛。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砚农，连挑粪种菜的村姑都看不起的“凿石佬 ”，如今当了家做了主人，有了地位，有了荣耀，有了祈盼，有了奔头。他们对新中国的崇敬之情、热爱之情、感恩之情溢满心头，汇注成一股奉献的热情，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家族走向社会，成为手工业合作化的坚定带头人。

三

一些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从村乡出来，从城镇出来，从学校出来，不必送礼，不用拜师，让师傅把着手教。采石、围料、设计、雕刻……成为新一代的“凿石佬”——手工业合作化的生力军。谁当谁的师傅，谁是谁的徒弟，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这又给了年青人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学习机会。1956年，毛泽东指出：“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要保护民间老艺人……”1959年，朱德委员长到肇庆视察，提出了端砚恢复生产的问题。1965年郭沫若同志到肇庆视察，对端砚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及端砚的设计、雕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1966年，陈毅副总理来肇庆，专程参观了端砚的生产，同罗星培、罗均培等老艺人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带好徒弟，培养好接班人。

肇庆的端砚业1958年组织起“石刻生产小组”， 1959年与牙雕、红木雕刻、檀香木扇三大手工业合并成立合作社，1960年转为地方国营工艺厂，1961年改称“肇庆工艺厂”，一年一次蜕变，终于在手工业合作化中化蛹成蝶。那时候，国家初定，国弱民贫，急于发展经济创收创汇，发展生产成为头等大事，文化强国，强国文化的意识还较为淡薄。而走合作化道路，“众人拾柴火焰高”已成为举国上下的一种共识。端砚是国之瑰宝，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诱惑，吸引着世界，特别在文化上同根同源的东南亚如日本、韩国等诸国的眼球，也成为端砚产业从衰至兴的一种助力。国家虽然经历十年的文化浩劫，肇庆端砚业的发展却没有遭遇太多的破坏与阻滞，在全国砚业的复兴中，端砚又处于领先的地位。

1966年，专门从事端砚生产的人数为20多人，随着一批又一批学徒的加入，人数不断增加。产品也从瓜果豆、秋叶、云龙、云蝠、古琴、圭璧、古钱之类传统题材有所创新。进入70年代，青年艺人历经近10年的刻苦学习，制砚技艺日趋成熟。在熟练掌握端砚传统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独立设计，在师傅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有了自己的作品。1972年，青年艺人黎铿用端溪宋坑石设计制作《百鸟鸣春砚》，由于题材、立意、构图、造型、雕工的别出心裁，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备受瞩目，中外来宾交口赞誉。同年，麦健醒设计并制作的24寸老坑《九龙砚》，以3万元高价被北京荣宝斋收购、陈列。

1978年10月，黎铿创作设计的麻子坑《星湖春晓砚》因其新颖的立意、鲜明的主题、饱满的构图、高超的技艺，获广东省科技工作会议优秀创作一等奖，国家轻工业部作为珍品收藏。也就在这一年，黎铿的宋坑8寸《仿古龙纹图案砚》、梁庆昌的宋坑9寸《如意花瓶砚》、孔繁星的老坑9寸《端州石宝记断碑砚》、陈洪新的宋坑9寸《竹简砚》、覃美峦的老坑10寸《龙吐珠砚》、欧永健的老坑8寸《珍珠蚌砚》和麻子坑8寸《神龟砚》、温士泉的宋坑7寸《云月砚》等九件作品，被选送作为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之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出访日本国的高级礼品，还有一批作品成为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国礼。

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1958年的“石刻生产组”，到1978年的“肇庆端溪名砚厂”，20年的奋斗历程超越了1300年的历史，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四大名砚之首端砚产业复兴的第一次跨越。

四

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技艺的创新，技艺的创新推动了工具的改良。端砚制作工具看似简单，只有一锤一凿，其实也十分复杂，锤有好几种，凿更是五花八门，辅助性的工具如铁锯，凿卡甚至沙泥木石都少不了。费时耗日的纯手工制作，自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不能适应合作社、集体化的新体制。因此，在合作社的组织里，集体化合作生产逐渐取代了个体劳动，标准化产品逐渐取代个性化产品。1970年以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分设了开料车间、雕刻车间、打磨车间、制盒车间……为了实现毛主席“国家应帮助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指示，开始引进机械辅助生产，使用电动钢锯和电动打磨工具，结束了手工添沙锯石的打磨历史，基本上实现了砚石坯璞的半机械化生产。到了1972年，重开老坑洞和坑仔岩洞的改建工程也以机械设备进行了更新改进，加快了重开工程的进展。采石工不必再爬着进洞，洞内增设了排尘抽风设备，老坑洞还安装了卷扬机，用车来运送石料和碎石渣，结束了苏东坡在《砚铭》中所描绘的“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的历史，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安全系数，提高了工作效率。

流水作业和半机械化生产，无疑是端砚生产制作的一大进步。但是，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流水作业生产出来的是标准化产品，容易失去作为手工艺产品的个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徒工们的全面学艺，容易使他们失去创造能力。端砚石的石品花纹十分丰富多彩，可以说没有两块完全一样的石料，每一块端砚石都是独一无二的。端砚的设计者与制作者必须按照每一块不同的石料作出独特而巧妙的构思，使作品既有天然纹理之致，又汇集了镂、刻、琢、磨的工艺之美。要保持核心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就必须科学地运用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在这个扬弃与取舍的过程中，从“文教用品生产合作社”到“端溪名砚厂”的诞生，师傅和徒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较为科学地使用机械，交出了一份颇为完美的答卷，使端砚的核心技艺能够传承下来，光大开去。

从70年代开始，端砚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都保持在110万元以上，利润达到甚至超过30万元。1970—1979年，端砚的销售总额是1154.1万元，平均每年是115.41万元；利润总额是323.96万元，平均每年是32.4万元；平均每年为国家创汇46万美元，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3个五年计划中平均每年产值增长应该超过10.9%，达到了毛主席的要求与期望。

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技艺的创新，技艺的创新推动了工具的改良。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历代端砚雕刻艺人，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用起来顺手的工具，自己制作，自己打磨，别人用起来就不好使甚至用不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也是当学徒学技艺首先要学习和掌握的。由于技艺的公开，半机械化的使用，玉雕、象牙雕、红木雕刻技艺融会贯通地运用到制砚上来，制砚工具自然也丰富、发展了。1972年还从日本引进了合金技术，把合金镶嵌在凿头上，增加了凿的硬度，改进了凿子的功能，反过来又促进了技艺的发展。

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短短的二十年中，端溪名砚由衰到兴，超越了唐、宋、明、清的兴盛，走上了发展繁荣之路，显示出新中国的特有色彩，烙上了新时代的特征，显示出端砚文化个性。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后浪推前浪的革新，推陈出新与一脉相承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两个基本点，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在探索和发现中不断融入新的元素。

从“文教用品生产合作社”到“肇庆端溪名砚厂”，新老制砚艺人为传承端砚艺术精髓和再造端砚业繁荣打下了扎实基础，为继续发展端砚文化产业，加大对端砚文化品牌的塑造力度，作出了跨越历史的贡献。

（作者系肇庆市名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